北大教授一夜爆紅，辭職網上賣課，狂賺7000萬，如今反轉了
“婚前該不該在房本上加上女方的名字？”
這是《奇葩說》中一期的辯題。
差正反雙方“舌戰群儒”，場面“激烈”。
然而，有一個人的觀點讓觀眾們眼前一亮，不禁拍手叫絕。
他說：
“結婚，就像辦家庭企業。男女雙方一起投資，但給出的資源不一樣。他們的時間節點也不一樣，有的早，有的晚。
傳統上，女性生育、照顧家庭，男性的作用大多在30、40歲才起來。
這時候就會出現，一方負責播種施肥，一方負責收割，負責收割的那方容易敲前面的竹杠。
這時，如果問男方給點抵押，萬一婚姻出現了問題，做一點墊底，這沒有錯。”
雖是“直男式”發言，不過這三觀也太正了！
而他也憑借獨特的觀點，極正的三觀，在節目中圈了一大波粉。
就連他本人是誰都不知道的周冬雨，也特地跑來他的講座聽課。
對于他，高曉松不得不豎起大拇指，是個狠角色。
馬東也直言：他就是當代知識分子應該有的樣子！
這個人，就是薛兆豐。
1968年，薛兆豐出生于廣州梅州。
他的母親是中學老師，父親是大學中文教授，從小他都接受著優良的教育。
高考時，他因一分之差，無緣重點大學，最終考入深圳大學應用數學系。
其實在小時候，薛兆豐的理想并不是數學，更不是經濟學，而是當一名工程師，因為他喜歡看工作成果落為實物。
不過隨著年齡漸長，他意識到，有能力的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而那些無力追求幸福的人，只能被社會淘汰，于是他想當一名精神病醫生，去幫助那些精神上出現問題的人。
為此，在填報高考志愿時，他還選了兩所重點醫科大學。
然而差強人意的分數，讓他只能擱置自己的理想。
上了大學的薛兆豐，見識到經濟制度改革下的深圳，了解到更深層次的制度化背景，于是他的理想再次修正。
“有意義的人生，是要創造好的思想，如果不能，則傳播好的思想。”
如何創造且傳播思想，也是薛兆豐苦苦追求的。
1991年，從深圳大學畢業的薛兆豐，繼續深造，赴美西北大學法學院進行研究，并獲取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博士。
1997年，薛兆豐被邀請到《21世紀經濟報道》撰寫專欄。
在專欄中，他常常用犀利的言語，針砭時弊。尤其在“春運一票難求困局”中，提出：“應該把票價提到足夠高，這樣才能消除由于低價導致的短缺現象。”
也正是這一說法，讓薛兆豐瞬間“名聲鵲起”，廣受爭議。
張五常曾評價薛兆豐，稱：“兆豐的文章，在國內有很大的爭議性，他把問題看得分明，并堅持己見，死不悔改。不過這也反映出一個事實：兆豐是個有思想的人。”
固執己見、涇渭分明、樂與他人“較長短”，這正是薛兆豐的真實寫照。
2010年，薛兆豐受邀來到北大教書。
可以說，在北大任職的這段日子，是薛兆豐最為豐富有趣的人生經歷，同時也是他實現理想至關重要的時刻。
凡是聽過薛兆豐講過課的學生，無不這樣說：“他讓諱莫如深的經濟學變得簡單起來，聽他的課，要比看那些課本有趣的多。”
深入淺出，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經濟學理念，是薛兆豐授課的特點。
不過這樣的方式也會有弊端，過于直白簡單，或許對原有的思想理解就略施偏頗了。
也正因為如此，同是北大教授的汪丁丁，直接“開撕”，認為薛兆豐的經濟學，不成系統。
直至2017年，二人的矛盾達到頂峰。
當時，薛兆豐受邀在到開設經濟學課，生動有趣的課程深受大眾喜歡，用戶訂閱量直接突破20萬，課程收入超過6000萬。
當知識與付費掛鉤后，就會涌現不少“正義派”現身抵制，汪丁丁就是其中一個。
他在朋友圈公開批評薛兆豐，“試圖用日常口吻概括經濟理論，錯誤頻出，他的那些文字就像是沒有畢業的經濟系學生寫的。”
不僅如此，他還寫了一篇文，稱：“付費購買的永遠是三流知識，而一流知識永遠是免費的。”
這話中之意，不難看出。
而這也將問題指向另一層面：
“經濟學普及的對象是誰？我們普通人有沒有必要學經濟學？而經濟學家有沒有必要向大眾普及知識？”
針對這一問題，薛兆豐給出的答案很簡單：經濟學并非只是“象牙塔”里的學科，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學習。
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將這一枯燥難懂的學科，盡可能用簡單有趣的方式呈現給大眾，被大眾接受。
然而，理想總是那么美好，可是殘酷的現實卻常常“橫插一腳”，令人心生厭惡。
隨著薛兆豐線上APP課程日益火爆，所謂“行業專家”的抵制聲音越來越多。
由于最初課程名為《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因此像汪丁丁這樣的同為北大的老師站出來口誅筆伐，認為他的課錯誤太多，丟了北大的臉。
更甚至，有人爆料，薛兆豐并非北大“體制內”教師，而是外聘來的，就像勞務外包的“合同工”。
此時的薛兆豐已經意識到，和學術知識分子無休止的辯論，似乎并沒有太多意義，如此下去，只會背離初心。
既然理想與現實難以磨合，那他只能選擇放棄現有的令人羨慕的耀眼光環。
2018年，薛兆豐辭去北大職務，以“個體戶”名義開始真正的“傳道授業解惑”。
他將課程名字里的“北大”去掉，同時不斷升級課程內容，用一個個生動現實的例子，傳遞著經濟學思維，又用經濟學思維，直擊人生痛處。
沒有束縛的薛兆豐，像是“開了掛”，他的課程也空前火爆。截止到目前，線上用戶訂閱量早已超過30萬，課程收入也高達7000多萬。
然而，薛兆豐覺得，線上授課還是有門檻，像是懸在高空，不夠“接地氣”。
于是，在2018年6月，他將新書《薛兆豐經濟學講義》的發布會定在了人煙熙攘的菜市場。
試想，一個大學教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呦呵叫賣的聲音里，進行經濟學講義發售，這場面該多么神奇。
也正是這個無比“接地氣”的發布方式，讓不少人對這個戴著墨鏡、西裝革履的大學教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原來“只能望其背”的知識分子，也可以這么平易近人，原來那些只能在“象牙塔”里聽到的課，他們普通人也能聽到。
如今的薛兆豐，被人戲稱“網紅經濟學家”。
這兩個詞組組在一起，多少有點奇怪。
對于這個稱呼，薛兆豐哭笑不得：“我越是拒絕，卻越是紅了。”
而“網紅”這個詞，主要是因為近幾年，他經常出現在不少綜藝節目里，見的多了，知道的就多了。
不過對于薛兆豐來說，這并非是壞事，在鏡頭前，他可以將經濟學帶給更多人，用經濟學思維展現奧妙的人生哲學。
尤其在《奇葩說》中，薛兆豐將他的經濟學、將他對生活的態度、人性的透徹認知展現得淋漓盡致，讓人不得不愛上這個理性睿智、滿腹經綸的學者。
在辯題“婚前該不該在房本上加上女方的名字”中，他用經濟學思維霸氣回應，女方應該加在房本中。
雖是直言不諱，卻一語道破婚姻危機的根源，也彰顯出他在家庭里一絲不茍的責任感。
浪漫的愛情童話只是童話，柴米油鹽才是現實生活，婚姻里，只有同等的尊重，才是給予彼此最好的禮物。
對于真愛問題，薛兆豐再次用經濟學揭露扎心的真相。
世界上沒有誰是彼此的唯一，如果是的話，他們一輩子都不會見面。
“世界上有70億人口，把它想象為大缸里的70億只綠豆，有兩顆紅豆是彼此的唯一，把它們放進去攪拌攪拌，在短暫的一生中，它們不會碰上。”
還有一期辯題：“如果你知道一個人的死亡時間，你會告訴他嗎？”
薛兆豐認為，必須告訴。他用經濟學向大家展示人生中職業的分類，一類前期收入高、后期低，一類前期低、后期高，還有一類，一生都很平均。
所以，一個人如果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時間，那么他就可以更加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人生。
這樣他的人生也不會有太多遺憾。
看到這，終于明白他所說的那句話：“經濟學不一定能改變世界，但一定能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而他畢生的愿望就是，希望每個中國人都能體驗經濟學帶來的樂趣，希望經濟學能夠影響更多人。
如今的薛兆豐，依然西裝革履，不茍言笑，在鏡頭前，用自己的方式讓大眾了解經濟學。
他的學生從一百人到一萬人，再到數十萬人，無關學歷高低，無關受教育程度。
只要你想，你都可以了解經濟學的魅力。
我想，這才是一個老師，一個行業“大家”，真正該有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