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

會議指出，當前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疫情防控平穩轉段后，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我國經濟具有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是提振投資人信心

會議強調，要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通過終端需求帶動有效供給，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張燕生認為，擴內需實施三個指標是當務之急：一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這可以從增加居民收入、優化營商環境、穩市場主體三方面入手。二是提高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這也可以從三方面入手。通過解決教育、養老、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后顧之憂讓大家愿意消費，就業優先，改善中低收入家庭保障。三是推動中等收入人群倍增，也就是推動農村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而推動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鎮化建設、鄉村振興和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講，一個大國經濟起飛后就要內需立國。”張燕生強調，中國式現代化首先是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現代化，不可能靠外需拉動，肯定要靠內需拉動。而擴內需的重點就是發揮消費基礎性作用，使消費成為拉動經濟的頭車。

要怎么增加居民收入？有哪些渠道？重點應該提高哪些群體的收入？

張燕生舉例，浙江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全國最高的，超過了70%，而全國平均是43%。在他看來，這與浙江的發展模式息息相關。

首先浙江的市場化程度比較高，民營經濟發展比較快，當地的經濟活力也很旺盛。由于浙江市場經濟發展比較好，老百姓用汗水過好日子的愿望就容易實現。

同時浙江也注重更好地發揮了政府作用，也就是政府和全社會更加重視實物社會轉移。即在國民經濟核算國際標準中，收入分配區分為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再分配和實物社會轉移。實物社會轉移是由政府承擔支出、由特定居民受益的公共性消費品。如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公共服務。這樣能更好實現社會公平，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社會分配收入的差距。

談及就業，張燕生提到，目前我國16~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比較高。同時，今年高校應屆畢業生達到1158萬人，再創新高。“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是把穩就業提到戰略高度來通盤考慮。”

在他看來，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是提振投資人信心。現在很多大型企業并不缺錢，但卻在大量減員，原因在于對未來經濟的預期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創造青年人就業，首要是提振大型企業的信心，使它們對未來有一個好的預期和信心非常重要。”

張燕生認為，核心的問題是要解決政策環境、輿論環境和社會心態的不確定性。“比如很多政策出發點是很好的，但往往在出臺時和市場從業人員、投資人、企業家、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到位，就容易給社會帶來一些不可預料的震動和沖擊。”張燕生說，所以下一步如何更好地管理預期和提振信心，對穩就業尤其是年輕人就業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穩增長、穩市場主體、積極發展服務業和新型城鎮化，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也是擴大就業的好途徑。

要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擴內需，除了穩消費外，擴投資也同樣重要。圍繞民間投資下降原因、如何提振民間投資等話題，張燕生提到了三個方面數據：

首先是外貿主體數據。以去年的外貿數據為例，國企出口占比是7.9%，可見國企并不是參與國際競爭和交換的主角，但是國企進口占比26.9%，表明國企是我國保障糧食安全、能源安全、關鍵礦物安全、供應鏈安全和國家經濟安全的主角。

與此同時，民企的出口占比接近60%，因此民企是參與國際競爭、國際交換的主角，是市場經濟的主力軍。

其次是行業數據。“從我國制造業的所有制形式來看，民企占比是61.2%，外企占比是11%，民企和外企的占比超過70%，說明我們的制造業發展很好的重要原因是市場準入是開放的，市場競爭是激烈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張燕生說。

“這就告訴我們，下一步要用改革的方式擴大市場準入的開放程度，提升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張燕生強調。

第三方面數據是地方國企的發展狀況。“我們可以看到，市場經濟發展得越好，民營經濟發展得越好，地方國企也就發展得越好。”

從地方國企發展情況來看，廣州排名相對較高，緊隨其后的是深圳、廈門和杭州等。而有些地方市場經濟發展得不好，民企發展得不好，地方國企發展得也不好。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構建高水平市場體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核心是要落實從制度上和法律上把民營企業和國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決民間投資不振的深層次問題，國家要出臺促進民營經濟的一系列措施。”張燕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