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縣域作為一個著眼點，探索實現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農村地區人口和城鎮地區人口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將為我國推動鄉村全面振興提供堅實的基礎。”暨南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經濟學院院長馮帥章在接受南方農村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還面臨著不充分、不平衡問題，這歸根到底是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財力有關。雖然國家也采取了財政轉移的方式來平衡地區間的差距，但距離真正達到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一體化仍有差距。“縣域內統籌是一個非常好的起點。”

提升非戶籍人口的“市民化”待遇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相較于2010年，城鎮人口增加了23642萬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了14.21%，鄉村人口減少了16436萬人。在過去的40年內，農村人口進城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器。

馮帥章表示，農民工與本地城鎮居民同處城鎮勞動力市場，但享受到的待遇卻有明顯的差異。盡管中央政府在2014年7月取消了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劃分，建立了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依然存在，導致農民工在就業機會、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各方面均享受不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

今年的一號文件提到，“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推動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由注重機構行政區覆蓋向注重常住人口服務覆蓋轉變。”馮帥章表示，現在流動人口超過3億人，原來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戶籍制度已經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了。“這么多的人口不是生活在戶籍所在地，如果還是按照戶籍人口而不是實際的常住人口來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尤其是縣域經濟以及二三產業的發展，可以為農民就地提供大量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馮帥章認為，流入地政府（縣域）應積極推進非戶籍人口的“市民化”待遇，使這些從農村轉移而來的非戶籍人口能夠在各方面融入城鎮，引導勞動力在城鄉間有序流動。

縣城教育與鄉鎮教育資源出現“倒掛”

作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重要一環的基礎教育，是縣域范圍內統籌的重要內容。馮帥章認為，基礎教育的供給要與需求相匹配。就學前教育而言，目前農村的需求缺口還是很大。

根據暨南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最新發布的《2021年廣東千村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報告》）顯示，仍有接近3成的鄉鎮范圍內沒有建設中心幼兒園，廣東農村4-6歲不在園幼兒的比例為10.80%。

今年的一號文件提到，“要加快推進以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實施新一輪的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多渠道加快農村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建設，辦好特殊教育。”馮帥章認為，為提高農村教育水平，必須就近推廣普惠性學前教育，同時減輕家庭學費負擔，提高幼兒就讀公辦園的比例，為農村兒童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口流動和城鎮化趨勢，目前縣城和鄉鎮的教育資源出現一定程度上的“倒掛”。縣城學位供應不足，教育資源相對緊缺，而鄉鎮教育資源相對過剩。雖然農村地區的辦學條件隨著教育投入的增加已經得到了明顯的提升，但縣城教育資源更勝一籌，加速了這一趨勢。

鑒于此，馮帥章認為流入地政府，尤其是縣域可以通過將常住人口教育需求納入公共服務規劃、在縣城興建更多公辦學校、同時可以采用政府出資購買學位的方式加大普惠教育供給，緩解縣域教育資源供給不足的問題。

建設農村社區互助養老體系

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老齡化水平城鄉差異明顯：從全國看，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7.99、6.61個百分點，城鄉老齡化差距正在不斷拉大，鄉村老齡化程度更高、更嚴重。今年的一號文件也提到，“落實對特殊困難群體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保的分類資助政策。”

馮帥章表示，農村老齡人口大致可分為兩個不同類別的群體。第一類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入城務工的鄉城流動人口，隨著年齡增長開始“落葉歸根”；第二類是一直在農村務農的農村老齡居民，這兩個群體對健康和醫療等方面的公共服務需求量較大。同時，尤其是近年來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持續推進，農村地區大量年輕勞動力外流導致“空巢老人”“留守老人”逐年增加，留守農村的老齡人口容易陷入“老無所養”的窘境。

“結合農村‘熟人社會’的特質，社區養老模式或許是農村養老可探索的有益思路。”馮帥章建議，較城市社區而言，農村的社區互助養老除了具備天然優勢，可以通過組建老人互助小組、老年協會、時間銀行等形式，建設農村幸福院、養老大院等互助養老服務設施，打造農村社區互助養老體系。

此外，當前農村地區雖已經建立起了廣覆蓋、保基本的醫療保障體制，但保障水平與醫療服務質量還是相對較低。為此，馮帥章表示，農村地區的老年農民收入來源較為單一且有限，主要來自土地。廣東作為經濟相對較為發達地區，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如果能夠適度提升農民基礎養老金水平，將大幅度提升他們的幸福指數。